2011年1月20日
(按：在工會及勞工團體力爭下，國際家務工公約已於本年六月十六日在國際勞工大會上獲得通過。公約要在中國及香港落實，還有待中國及特區政府對公約確認。 各工會及勞工團體還需力！)今年6月，國際勞工大會將會再度討論《家務工國際勞工標準》的公約，在多番勞工團體的努力下，如無意外可望通過。國際勞工組織 是一個聯合國的機關(註：由勞﹑資﹑官三方代表組成)，專門處理勞工法例，勞資關係等議題，如今已通過了188個公約，及200個建議書。若家務工公約獲 得通過，各國政府須要表態確認與否，如確認的話，就要在本國立例或修訂法規來保障家政工，以符合國際公約的精神。理論上，家政工應與其他工人，可享有同等 的勞工權利，但是，很少國家及僱主甚至工會，都不認同他/她們是《工人》。如中國勞動法，就將家務工排除在外。其他國家有孟加拉﹑柬埔寨﹑印尼﹑日本﹑南 韓﹑巴基斯坦。也有不少國家視 “外傭” 為外人，不准組織結社。

早在1948年，國際勞工組織已經提及過，會考慮特別為她/他們訂立一項 國際公約，可惜的是因各種原因並沒有跟進。社會往往不承認家務工的工作價值，傳統會用“下人”， “妹仔”等稱呼家政工。家務工的工資又少，以為她們是 “幫幫忙” (helper)而已。可是，她們往往是照顧家中最寶貴的東西—別人的子女。家務工在釋放婦女投入社會生產 (再生產) 功不可沒。

家 務工通常來自最貧窮的階層，很多是國內的民工或下崗婦女，更多是到外國打工。她/他們被視為二等公民，不能享有全面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權利。例如 在香港住滿7年的外傭不能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家務工應該是一份有 “尊嚴”的工作，本應獲得合理的工資和待遇。以2008年統計，全球有約1億家務工，其中發展中國家佔4-10%，發達國家為1-2.5%。以亞洲來說， 在5千萬移民勞工當中，女性佔35%，而其中從事家務的則有70-80%。

輸出國家有菲律賓﹑印尼﹑印度﹑尼泊爾﹑越南﹑泰國﹑斯里蘭卡 等，而輪入國/地區則有香港﹑澳門﹑台灣﹑日本﹑韓國。在工運人士積極推動下，各地家務工紛紛成立自己的組織，不斷揭露她/他們受到不人道的對待，以及改 善工作條例，爭取立法，以香港為例，菲傭於80年代成立了職工會，印傭也有她們的組織，並與職工盟一起爭取勞工法例。去年11月，在此基礎下更成立一個跨 國籍的聯合會—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由5個國籍6個工會所組成。中國也有西安市家政工工會，及北京打工妹之家。去年，香港的家政工將五一定為 “亞洲家務工日”，以顯示勞工力量和爭取家務工國際公約的決心。其立場獲得170個工會﹑民間團體﹑家務工組織聯署。

香港家務工的訴求，計有

1. 訂立家務工國際勞工公約

2. 最低工資人人有份

3. 取消外傭兩星期遣返規定

4. 停止超收中介費﹑停止刻扣人工

5. 無良中介公司﹑無良僱主列入黑名單

6. 取消尼泊爾移工簽證禁令

7. 訂立職病中央補償基金

8. 取消四一八，制定兼職法

9. 制定家務助理行價時薪$55

訂立交通津貼，促進家務助理就業
全民退休保障

家務工國際公約的主要內容計有: 1. 家政工的定義，2. 重申基本原則和權利適用於家政工，3.確保有措施促進就業平和體面的工作環境，4.特別關注到家政移工的特別需要，簡易可行的處理勞資等紏紛機制，6.適當措施以確保有關法規得以落實。

建 議書方面，加上1.家政工合同，2. 夜間工作的特別措施，3.因應家政工文化﹑宗教需要而訂立的每日和每週的休息日，4. 終止合約的即時支付家政工任何久付的薪酬，5.以實物支付工資的規定，6.食物安排, 7. 對家政移工的特別保障，如家訪﹑庇護所，8. 國際間的合作。去年6月的國際勞工大會，因意見分歧並沒有達成協議。亞洲只有菲律賓的一國支持公約的訂立，大多數的傾向訂立沒有約束力的建議書。今年6月 再次召開大會，預料資方會投反對票，故此勞工界要多取得8成政府支持，以便得到全體的2/3贊成票，才可以通過公約。當然，通過一項公約並不足以解決所有 家務工的問題。例如，在適用範圍，還有許多灰色地帶，家務工還要爭取自由結社權利。法規的執行，也會出新的問題，如家訪，會被視為侵入私人領域等等。最 後，還需要國際勞工組織在推動家務工的工作，如意識提升，技術支持等。勞工團體要加倍努力，才可避免這約變成一張癈紙 !

(鳴謝本人同事蔡泳詩﹑葉沛瑜提供資料)

在街站宣傳，發現有很多街坊都不知道什麼是零散工。  看倌可以嘗試在網上搜尋「零散工」一詞，總會找到一些「零散」的新聞報導，說某某公司以散工 方式招聘，以逃避工友的勞動保障。這是否對表了「零散工」只是個別的社會現象，不值得人們的 重視？  不是的，零散工在香港可算是無所不在──在街角派傳單的阿嬸、在酒樓當替工的伙記、地盤工地 上的大叔、馬會投注站替你下注的青年、甚至是你家中的家務助理……通通都是零散工大軍的一分 子。單是勞動時間不足「4.18」規定的工友，就有141200人。這麼多的勞工，無有薪年假、無法定假 期薪金、無疾病津貼、甚至被炒也沒有代通知金，在香港這個號稱尊重人權和個體自由的地方，資 本家對勞工的剝削實在極不合理，違反社會公義。  (二) 缺乏勞動保障，絕不止失去勞工福利這般簡單，更是和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理念相抵觸。自由主義 重視個體自由，但個體自由絕不應止於免於他人干預的消極自由，更應包括個體發揮個人潛能，實 踐人生計劃(life projects)的積極自由。相對於財力雄厚、地位顯赫的資本家，勞動者本身的政經地位 已經相對弱勢，如果連最基本的勞動保障也付諸闕如，勞動者就更沒有時間和資源去實現自己的人 生計劃，失去對人生的自主權。  我相信，在現代社會中，人能夠逐漸發展出劃畫人生及自我反思的能力，這些能力對於個體自主地 建立、修正以至實踐人生目標，是相當重要的。我們亦有理由相信，能夠發展個人潛能，實踐人生 目標，是活出美好人生的必要條件。既然如此，我們在思考社會資源分配以至政治制度安排之時， 如何能夠確保個體的議價能力不受到先天能力及後天環境(如社會地位等)的不合理影響，應是思考社 會公義的首要之義。  在羅爾斯的鉅著《正義論》中，他指出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安排，必須對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最 為有利，才算乎合正義的要求。假如我們相信零散工大抵都是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之一，不妨思考 一下，如果一個人因家境不好，中途輟學，因而被迫成為地盤散工，我們是否應該提供更合理的勞 動保障，使他有機會可以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三) 零散工的工作安排如何才能夠更合乎社會公義的要求？王岸然先生在其《從異化淪到零散工的立法 保障》中提出兩大原則，第一是消除歧視，讓散工均享有長工按比例的勞工權益；第二是鼓勵更多 彈性工作安排，同時讓工友可享自由選擇兼職與長職的權利。這兩條原則不但體現了更合理的勞動 保障，同時亦為工友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讓他們能夠對自己的人生有更大的自主能力，改變「窮 忙族」的宿命。  當然，讓零散工的權益與長工看齊，並未能完全改變當前香港勞工備受剝削的事實。一個公義的社 會，是不應該讓人們因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而備受剝削，視不平等的資源分配為理所當然。要使工人 不再異化，除了確保工人有合理的收入以外，建立一個提供真正的機會平等的政治制度，使社會上 各人不能憑藉社會地位、甚至是個人才能的先天優勢以壓迫弱勢者，應當是持左翼批判精神者心目 中不敢或忘的重要使命。

會議期間，眾人就議題達成共識，一起高呼「Long Liv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龍五] 2011/7/18

一）
從來沒有參加大型國際會議的經驗，對ILPS這個組織更是一無所知。抱著見識各地勞工問題的心態，帶著對毛派菲律賓共產黨的想像，便自告奮勇參加這個名為「Build a bright future! Mobilize the people to resist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amidst the protracted global depression, state terrorism and wars of aggression!」的會議。

會議一共有350多個會眾，來自全球四十多個國家，參加的大多是工會的組織者，或者本身就是工友，也有好一些攪媒體和學生組織的觀察員。

會場附近的環境，蠻中產的，在附近看到一個街招，說一個LOT的房屋價格是350000peso(大約70000港幣)@@"

二）
會議在馬尼拉近郊的一個渡假村舉行，四周都是看來比較「高級」一些的中產住宅區。甫進會議場地，便看到一幅大型的油畫，畫中的工人親手砸碎了枷鎖，寓意打破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

在會議期間，不論是任何時候，當有人高呼「long liv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整個會場的人總會毫不猶豫地一起振臂高呼，這大概也算是會議的一大特色吧。

工作坊的一個題目：工人如何應付全球金融危機？

三）
總共三天的會議，題目總離不開要打倒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尤其對菲律賓人來說，美國就是集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及殖民者於一身的共同敵人，因此在會議的各項決議中，總會出現USA這個國家的名字。

其實會議議程的討論範圍很廣泛：金融危機對工人的影響、關注少數族裔的權益、爭取釋放全球各地的政治犯、組織工人具體遇到的困難、全球資本流動如何使多國的醫療服務私有化的情況……總之，人人都暢所欲言，為著自己國家的具體情況，向與會者訴說著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具體罪證。

其中一個委員會的報告：圖中的油畫是非洲農民的作品，代表以美國為首的殖民者掠奪他們的土地，逼使他們起來反抗。

四）
會議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撰寫代表各國的共同宣言，總的來說，會議相當尊重民主程序，以共同參與的方式把各國的訴求都寫進宣言之中。

會議一共成立了十七個委員會，分別負責討論不同議題，例如其中一個委員會討論的就是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的議題，當中的參與者就有來自肯亞，曾獲得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Wahu Kaara。委員會透過一連串的工作坊，讓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參加者分享本國經驗，並嘗試就議題凝聚共識，建立決議。

來自香港的代表，左下角就是La Alameda的Gustavo Vera，有看過The Take的應該有印象吧！

五)
我參加了其中兩個委員會，題目分別是「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countries and nations and social equity for all working people」及「Educate, organize and mobilize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workers to confront the global capitalist crisis, oppose wars of aggression and promote workers’ alternatives for our world」。會中我提出香港勞工遇到的零散化問題，在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只有最低工資而沒有集體談判權，是香港工作零散化的重要成因，與會者都身同感受，因為其他國家工作零散化的情況也很嚴重。

留意中間衝破工人枷鎖的油畫。

「工人復廠運動」La Alameda的發言人Gustavo Vera，也在會上分享了組織工人佔領工廠的經驗。在經歷2001年的經濟危機後，阿根廷有大量的工廠倒閉，在十年間，「工人復廠運動」成功地「收復」500多間工廠，當中有300多間工廠仍然在工友控制下自主運作。除組織合作社及工會外，他們亦成功地和泰國的Dignity Returns合作，組織兩國製衣廠的工友，建立完全由工友擁有的合作社，共同生產反血汗工場的T-shirt。

委員會中討論的事項會被寫入決議之中，決議的草案會當眾朗讀，會眾可以即時就決議中的內容提出意見，甚至作相反提案，並即時當眾表決有關建議。最後各委員會的決議會在大會之中朗讀，以同樣的方式寫進共同宣言之中。

這個也算是「零散工」吧，一個11歲的小朋友，在兜搭途人乘坐他的的士。他還向我展示駕車技術！

六)
在美蓮姐的「撮合」下，我和幾位來自香港的菲律賓migrant workers(在中國就是農民工，在菲律賓就是到外地工作的菲傭)的組織者、菲律賓製衣工廠組織Defend Jobs的組織者Melona及三位中國工友詳談了數小時，互相交流中國及菲律賓工人在工廠工作的情況。

在菲律賓，勞動市場的「非正規化」(informalization)是一個很重要的勞工議題。在3600萬的勞動人口之中，只有180萬的工人是以長工的形式聘用，其餘都是長短不一的合約工。Melona提到近期一個重要工潮就是ABS-CBN的IJM(internal job markets)工人。ABS-CBN是菲律賓最大的跨媒體集團，控制菲律賓的電視及電台廣播，在亞洲的規模僅次於日本的NHK。IJM工人的人數約有1400人，當中負責電視製作的不同部分，但ABS-CBN竟然強迫他們簽新約，取消他們的工作年資，更把92位不簽新合約的工友解僱，於是Defend Jobs發起反對外判的行動。

菲律賓市集的修鞋舖。

菲律賓的工會組織對抗對象，大多是與外資相關的工廠或者是跨國企業(例如ABS-CBN的前身就是和美國合資而建立的)，因此往往結合反殖民主義的民族情緒，成為不同工會組織之間團結的一大助力。

根據另一位的組織者Jesse指，她們的組織工作主要分為三部分：educate, organize and mobilize，其實和我們正在做的工作也是一樣的。不過她們有不錯的動員能力，透過地方的aka-bayan，一些草根的地方小組，總動員力也有數十萬之眾，也曾經發起過超過30萬人的遊行。

兩位中國工友也和我們表達中國內地民工工作的情況。Li Qing說內地工人大多不會長期在一個地方工作，因為工作環境實在太惡劣，工資實在太低，大多工友也沒有勞保和醫保。因此在內地經常有示威抗爭和「散步」，沒有單一集中組織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落。然而，在資源流通的限制下，國外的抗爭經驗對她們來說很陌生。

去機場時在車上隨意拍攝。上網找資料才知道，Iglesia ni Cristo(Church of Christ)是菲律賓本土最大的基督教團體，而這間是整個亞洲最大的獨立教堂。

透過和中國工友的交流，Melona明白到在菲律賓設立的中國成衣工廠如何剝削兩地的工人：廠商先以極低的價錢聘用中國工人，壓縮成本，然後把成衣大量傾銷到菲律賓，使當地的工廠承受不了壓力而大量解僱菲律賓工人，迫使他們離開家鄉成為migrant workers，甚至到城外的貧民區以拾荒為生。

這次交談很寶貴，隨了勞工議題外，Melona對中國的政治情況也很感興趣，更讓人驚訝的是，她自稱是毛澤東的No.1追隨者……無論如何，希望他日我們也可以作為兩地的中介，翻譯兩地的運動消息，互相支持對方吧！

一張普通照片。左邊是菲律賓的Metro Rail Transit，由Philippines National Railways擁有，前身可追溯至西班牙統治時期的基建；而高速公路則是和日本合作的Philippine-Japan Friendship Highway Rehabilitation Project的產物，由此也可以窺見外資對菲律賓影響之深。

七)
這次短短五天交流給我的印象，就是能夠組織具社運傾向的工會，總都是有著反帝國主義的傳統。例如Bayan這個組織，便是一個國際性的、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味道的草根團體，聲稱旗下有超過1000個的團體，由100多萬個反對馬可斯獨裁的菲律賓人組成。因此，菲律賓社運工會反對全球化，爭取工人就業，其實背後有一種根深柢固的民族抗爭意味在內，因此各個工會之間顯得突別團結。

回看香港，我們雖然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但並沒有反帝國主義壓迫的傳統。相對於菲律賓，香港工會甚少會為一些大型議題上街示威。隨著工業在香港式微，電子、紡織及成衣等工人數量大幅下降，街工現有比較活躍的工會也是政府部門的工會，關注的大多是自己的利益，似乎暫沒有建立社運式工會的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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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的寂靜春天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h6LKrF1Ul0M]

作為一個以「左」派思想自詡的人，我相信社會的進化，基本上是一個衝突中的改變過程；但作為反思，我對既定的任何想法，保留基本的懷疑(skeptical)態度。我的理解，這不算矛盾，是基本思考方法而已。

馬 克思將黑格爾哲學中的異化(alienation)引用到工人與其工作的關係之中。黑格爾曾以神與人的關係作例子，當異化出現時，神(宗教)對人 而言會變得遙遠(foreign)、陌生甚至敵視。通過理性的辯證，人取得真理自由，不再有異化，而神與人本應為一體，是共同的存在，不是分開遙遠的外在 事物。

工人與工作，本來亦是一體，由於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存在剝削與階級的壓迫，工人不能在工作之中體現自身的存在價值，於是出現異化，工 作變得遙遠，陌生 甚至敵視，工作自然變得機械化甚至痛苦。馬克思的解決之道，是工人階級的革命，將生產關係、勞動成果的分配權，奪回工人手中，工人重新體會工作與自身的一 體關係，於是不再異化。

理論的討論，到此為止。馬克思是偉大的理論家，他的理論極有價值，不用置疑，但不代表所有情況合用，更不應是工運 者的聖經，這是欣賞馬克思但不崇拜 他的人(如筆者)所必需弄清楚的。馬克思沒有當過工人，但筆者從13歲到24歲在工廠工作了11個年頭，自問有資格對他的異化理論，作一些補充。

強 烈的剝削，高度的機械化，細緻的工序分工，再加上長時間的工時，的確會令工人出現精神與肉體似在分離運作的異化感、疏離感。富士康的跳樓潮正是源 於這一景況，除此以外，工人與工作的關係，就算有剝削的存在，不一定是異化的，特別是服務業的工作情況，來自工作的滿足感，不一定與收入高低或剝削與否存 在必然關係。

心理學家早就告訴我們，人是要有活動生命才能持久堅強。無所事事、飽食終日的動物在實驗中顯示會死得更快。無論自身的體驗或是對基層勞工的觀察，工人是善於在工作中尋找樂趣，對僱主或有不滿，但對工作的認同與自豪，是獨立地存在的。

資 本家縱然千方百計要從壓柞與剝削中求得最大利潤，但老闆對僱員的依賴，基本上同樣不能缺少，勞工市場本身也有其供求定律的存在，並非資本家單方面 決定。在勞資的矛盾、衝突與爭鬥過程中，是否一定是一場你勝我負的遊戲，衝突是否必然？有沒有共贏甚至是多贏勞資雙方加上社會皆可得益)的情況？

從 前筆者所了解的勞工法例、勞資問題，皆離不開一個力量對比中達成平衡的情況，直到兩年前發現歐盟有關兼職員工(零散工)的指令法例(97/81 /EC)及相關的討論文章，驚覺這個可能性的存在，亦佩服歐盟在這方面立法識見的先進。這法令出現之初，資本家對此充滿懷疑與不滿，但若干年後，這已變成 一套勞資雙方皆贊成的制度，這當然是難得的。若回望香港，資本家要接受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連續性合約限制、不公平解僱等觀念，恐怕是我輩有生之年也不 會發生的事。零散工保障的立法，會不會是例外？歐盟的經驗，會否在港上演？

歐盟的立法，是大陸法系，只就原則立法，各國需要就原則訂立附 加本地的法例。英國在2000年就此立了法規：The Part-Time Workers (Prevention of Less Favourable Treatment) Regulations 2000。這套法規融合於英國的普通法系統已經10年，運作良好，香港若要借用，只需加以適當的改動就可以在本地應用，技術問題不大，困難的是要在情理上 說受社會外界接受。這自然有賴本計劃仝人之努力。

法例自然是繁雜的，但法律原則是人人可以明解，這裡只介紹歐盟法令的兼職定義與兩大原則。所有本地立法(歐盟國家)皆依這兩大原則進行。

兼職，又稱彈性工作時間員工FLEXI-TIME WORKER(我們稱為零散工)的定義，是僱員的工作時間少於正常的工作時間，這是相對於一名可作比較的全職僱員而言(COMPARABLE FULL-TIME WORKER)。這是說同一工種需要有全職僱員作比較。

第 一原則是消除歧視(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兼職員工與及可作比較的全職僱員不能存在教差的對待(LESS FAVOURABLE TREATMENT)。任何差別性對待需有合理理由支持。任何僱員利益，兼職員工以按比例原則(PRO RATA)享有。

第二原則是鼓勵兼職與彈性工作的出現(PROMOTION OF PART-TIME AND FLEXI-TIME WORK)，但同時肯定員工「不自願轉為兼職或兼職不願轉為全職」不能成為終止合約的理由。

按第二原則，政府與企業要尋找，覆檢與消除任何阻礙兼職工作機會的因素。

如 果我們再將兩大原則簡化，法例的目的是要令全職與兼職所享有的任何權益，按比例是一樣的，任何可能違反這情況的做法，應有對應的法規加以規管。當 規管與運作完善之後，客觀的環境會令到工作不因全職或兼職而有所差別，亦能令到僱佣雙方在全職與兼職之間作出彈性安排，令人力資源作最有利社會之發揮，從 而達到三贏局面。

依這大原則，所有附帶利益，都會按比例享有，不能有歧視性的差別，否則就是違法。當制度完善之後，僱員對工作固然有更大的自主與滿足，僱主亦一樣因彈性的增加而得益。歐盟十多年來的經驗，僱主是樂意接受這套制度。

引 申到香港，筆者估計有三類人對彈性的受僱十分歡迎，但前提當然是僱用的工作權益可按比例享有。第一是年青的新人類，喜歡嘗試不同的行業，亦希望同 時帶職進修。第二是初有小朋友的婦女，會選擇幾年時間的半職，將更多的時間分給家庭。第三類是鄰近或已過退休年齡的人，這類人希望視乎身體情況減少工作時 間。

據街工的一些研究，香港的零散工佔工作人口的16%，這並不是高的比例，在改善待遇與消除不平等歧視待遇的前提下，其實尚大有發展空間。歐盟的經驗，荷蘭有38.7%，英國有25%，德國為19.5%

筆者尚有一觀察，香港的人口已是負增長，這與職業婦女不願離開事業因而不願生孩子有直接關係。長此下去，不單人口老化，香港人更會面臨消失的命運。保障兼職與零散僱員權益的立法，有拯救香港人於滅絕的偉大使命。

-2008年1月17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放寬「418」規定，以及改善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的權益。

-在《2009至10年施政報告》中，政府首次提出「檢討《僱傭條例》中連續性僱傭的定義」。

-2010年8月，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訪問138位超市產品推廣員，發現逾65%人表示，每當工作時數接近「418」要求時，便被僱主強迫停工數星期，失去有薪假期、強積金等福利。

-2011年1月，屯門建發里藥廠「A20ENGINEERINGCO.LTD」10多名包裝員工投訴，僱主要求員工簽署新合約，更改僱傭模式，由件工被迫變做承包商，被迫「假自僱」。

-2011年2月，匯泉國際有限公司解僱至少50名啤酒女郎，全為受制於「418」規定的僱員。

-2011年2月梁耀忠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檢討《僱傭條例》下「連續性合約」的定義的進度。政府稱勞工處已委託統計處進一步蒐集並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的統計數據，並將會於2011年底就調查結果完成數據編製及分析，根據結果檢討「連續性合約」的定義。

-2011年4月，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表示旗下約2000多名「領隊文員」或會全數轉為兼職或「假自僱」，當中於3月的時候，已有20多名「領隊文員」受害。

-2011年5月1日街坊工友服務處勞動節遊行，主題「揪出法律罅魔鬼、保障零散工權益」，要求廢除「418」規限。

-2011年5月，最低工資實施後，街坊工友服務處於10天之內接獲15 宗涉嫌「假自僱」的投訴，涉及運輸、建築及清潔等行業，較過去每月收到個案急升逾倍。

-2011年5月16日，近百名衛生署健康監察助理，投訴衛生署不容許員工累積有薪年假，而且合約每半年便要續約一次，超時工作亦沒有補假。與署方交涉後，署方同意把新入職的健康監察助理的合約由半年延長至一年，亦容許員工按僱傭條例累積有薪年假。

-2011年7月14日，衛生署健康監察助理工會成立，以便持續爭取合約工轉長工的訴求。

-2011年7月22日，首份跟進零散工權益的刊物「關注零散工權益行動第一期電子報」出版。

不間斷的左翼批判精神及與「社運工會」連結下的「勞工社區化」，或是一條可行之路

一、「新青」時期

1976 年成立的「新青學社」是一所工人夜校(「新青」)，初始成員是大學生，是個意圖結連工人的左翼小團體，地處荃灣。當時香港仍處青年激進運動 及社區工作蓬勃期，製造業興旺，社區中心多有勞工小組成立，有些更發展成地區勞工團體(如「荃灣勞工服務中心」)。「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 除協助工人組織工會外，亦設有社區教會推展地區勞工工作(一在東九，一在西九)。

八十年代，政府推行成人教育，「新青」無以為繼。八十年代 初港英政府推行區議會選舉，「新青」推舉梁耀忠在「葵涌中」參選(包括現在的葵興及葵 芳)。「新青」參選不是偶然，部份「新青」成員與托派關係密切，除「新青」外，其它與托派關係密切的「勞工居民協會」及「民眾權益服務處」亦在藍田及秀茂 坪參選。1985年梁耀忠當選，成立「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 ，「新青」結束。

「新青」選擇在「葵涌中」落腳，除因為有社員住區 內，有點人際網絡外；也因為「葵涌中」主要是公共屋邨，屋邨對面又是工廠區，容易接觸工人。「新 青」希望透過參選，在社區推動勞工工作。但「新青」主要工作是辦夜校及參與社會運動，沒有恆常的勞工服務。「街工」成立後，勞工工作需自行摸索。

二、「街工」早期

顧 名思義，「街工」主要工作分「街坊」與「工友」兩個部份，因此成立了社區組及勞工組(還有一個是民主政制組)。社區方面，由於區議員有一定號召力 (當年立法局還未有民選)，加以公屋發生連番問題(先有26幢鹹水樓事件–葵涌中是首先揭發的地方，後有富戶雙租政策)，梁耀忠很快便與街坊建立起密切關 係(初時，區內大部分居民組織對我們都冷淡)。可以說，在八十年代末以前，代表香港基層運動算是公屋居民運動了。可問題是，本區街坊只識梁耀忠區議員，不 知有「街工」。

勞工工作方面，「街工」的藍本是「工委會」，它是工會以外勞工團體的龍頭大哥。不單「街工」，當時許多勞工團體都仿效它， 無論是工作手法(從個案到 工潮)、對勞工法例的理解、參與甚麽行動及議題，都受「工委會」影響。由於八十年代中是工業轉型期，「街工」參與多宗區內大型工潮，奠下它在勞工團體中的 地位(儘管只是地區勞工團體形象，亦瞠乎「工委會」之後)。

但有一事很困擾，當初想像在社區推動勞工工作，但目標無法實現。街坊和工友都 住在屋邨裡，都是同一階層，甚至是同一個人，工廠區與屋邨亦只一路之 隔，但在屋邨裡找我們的只是「街坊」，甚少「工友」。九十年代初，「街工」一方面仿效「工委會」(不過此時「工委會」主體部已分發展成「工盟」，只做工會 工作，「街工」的想像仍是早期的「工委會」)；但另方面工業轉型已成定局，工廠數目下降，轉行及失業人數上升，加上「工盟」已成為獨立工運的旗幟，「街 工」沒有全港知名度可競爭，所以「街工」開始提出「勞工社區化」(或稱「社區化勞工」)口號，落實在屋邨推動勞工活動。但成效仍然不彰。

三、「街工」中期

九 十年代中至二千年初的幾年，「街工」急速發展。推動引擎一是梁耀忠當選立法局議員，為「街工」帶來雖不算很高的全港知名度；二是開辦再培訓課程 (政府回應失業問題而推出) 。兩者都擴大了「街工」的資源，於是第二間、第三間「街工」再培訓中心及教育中心相繼開辦，全職工作人員翻一番、翻兩番，「街工」區議會席位亦增至四個。

儘管「街工」在回歸前後成立了十多、二十個工會，但大多無以為繼。因工友多在工廠倒閉或裁員前才組織工會，至最只能爭多點賠償而不能組織下去，不少亦轉行。地區上，街坊依然支持梁耀忠，但不等如支持「街工」；他們是「街坊」，不是「工友」。

「街 工」的形象被受到質疑。由於議員關注的問題廣泛，不止勞工問題；而「街工」亦往往作為「工盟」戰友而跟隨其後，本身形象並不突出，致有加入「街 工」幾年的會員也竟說不知「街工」是一個勞工團體。梁耀忠作為「街工」代表，廣為人知是「民主派」(另一個身份是「支聯會」成員) ，但領導「民主派」的主是中產階級，不是基層，也不是左翼。「街工」給人的印象是議員辦事處加社會服務機構。

四、「街工」近期

2003年7.1，幾拾萬市民上街抗議特區政府不民主、官商勾結；改變了社會運動的生態。政黨趨於活躍、社運亦急速激化，基層較以前相對活躍。面對這種形勢，「街工」反思定位，如何尋找組織工人的方法。於是，一些成員重新提出「勞工社區化」口號。

但 形勢顯然與二十年前提出這口號時不同。在八十年代中，提出這口號時，想像的是工廠年輕工友(當年我們同樣年青)，及她們在公屋裡的家人。如今，工 廠區零星落索，製造業工人多已轉行，成為服務業的基層工人(保安、清潔、飲食、零售…)，很多做臨時或兼職工，甚至失業；屋邨人口亦老化。

在這種情况下，「勞工社區化」無寧是指在社區中組織零散工及失業者，參照的不再是傳統工運想像。在社區中，貧窮戶亦漸由新移民、綜援、單親人士構成。早在回歸後，一些勞工團體已率先走入社區，組織邊緣工友，像「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勞資關係協進會」。

在 社區組織零散工令「街工」拉開與「工盟」的距離(指定位上而非合作上，大家依然是工運伙伴，像紥鐵工潮便是例子) 。「街工」可放膽摸索自己的路。但這不是說完全放棄工會工作。「街工」幾個細小但活躍的工會伙伴，都屬公營服務的基層工會(如政府的食環署、康文署；公營 的醫院、郵政、社會服務)，它們同受大市場、小政府政策困擾、受外判、合約化打擊，彼此有著共同語言。公營服務與市民利益息息相關，一旦跳出「工聯主義」 框框(即只關心工會會員權益而不理窗外事)，工會與市民/居民便可結合(像反領匯加租及反領匯剝削工人便是例子)。有工運學者稱這為「社運工會」(請參考 亞蘇：〈論社運工會〉)。

五、思考

「街工」在九十年代中至二千年初成立的幾所再培訓中心及教育中心，雖然部份結束了，重整 後，模規仍然存在，每年有幾以百計的基層失業工友上課，「街 工」一半職員亦分佈在此。但由於要追趕業務(受制於政府再培局所訂立的指標) ，「街工」未能有效組織起這些工人(效果較同樣開辦再培訓課程的「工盟」相差很遠) 。

踏入二千年的第一個十年，「街工」進一步在社區開辦青年、互幼及婦女中心。究竟這些中心能否組織起社區中的工人，實踐「勞工社區化」呢？

今 日基層工人面對就業零散化威脅，工人集體身份零碎、含糊，當中不乏新來港、單親、(低收入) 綜援背景，大部分是女性。她們既面對就業及生活困難，亦面對婚姻、房屋、兒女教育等問題，單就勞工議題未必能團結她們，她們也甚少加入工會。但以婦女/新 來港小組、或單親/綜援小組，投入不同的爭取如學童書簿津貼、就業交通津貼、公屋調遷及減租…的行動，更能有效凝聚集體的形成。在近期爭取就業交通津貼及 新來港婦女權益的行動中，便有不少零散工人參與。

歷史仿佛又走了一圈，我們回到八十年代的社區運動中，然後在那裡打工人的主意，完成我們 之後所未能完成的「勞工社區化」。但事實上環境已經不同。八 十年代的公屋居民運動，借卡斯提爾(Castells) 說法，是一場由公民發動的集體消費運動(這場運動認為，要工人維持自己及家人的再生產/合理生活，除依靠資本家直接支付工資外，還需政府對教育、醫療、房 屋進行津貼，政府對此責無旁貸)，它產生於大規模生產、高福利的年代。我們以此形容八十年代的香港公屋居民運動並不為過。但今天，無論是新來港婦女或零散 工，都被邊緣化，被「新自由主義」摒棄在公民權限的邊界外(新移民被指沒有領取社會福利的資格、零散工不受勞工法例規管)。我們面對的是新形勢、新難題。

一些「街工」成員提出「社區工會」的可能，以下引一段美國「社區工會」的介紹：

美 國被認為是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國家，但在全國的工人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只拿到了貧困線水準的工資。新移民占了現在美國工人總數的八分之一， 卻占了低收入工人的四分之一。儘管這些低收入工人需要經濟和政治組織，但他們幾乎被全國性的政治黨派所忽略了，並且大部分沒有被納入到有組織的工會運動中 來。在過去的20年裡，社區工會興起試圖彌補這一空白。它們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小規模的低收入工人的組織，主要關注其社區中居民的工作和工資問題。這些組織 是一些建立在特殊種族和地理社區基礎上的調停機構，為低收入工人(特別是移民工人和非裔工人) 的團體提供支援。到目前為止，比起直接的勞動力市場干預來，這種社區工會在通過公共政策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們能夠改變有關勞 動力市場政策、移民勞工以及社區經濟發展的爭論氛圍，並成功地通過了一些公共政策，這些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帶來了工資的增加和其他方面的改善。但是，雖然社 區工會致力於實施一系列創造性的戰略，然而它們還沒有成功地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大規模的直接經濟干預。這是因為在當今的美國社會，低收入工人被看作是低技能 的，因而一開始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沒有多少個人力量，而其過剩供給又惡化了這一問題。而美國的勞工運動正面臨著組織新成員，擴大其領域的問題，因此，勞工運 動將會從與社區工會的密切聯合中獲益。(賈尼斯．法恩著、陳曉摘譯：〈社區工會與美國勞工運動的振興〉，原文見美刊《政治與社會》 2005 年3 月號)

不過，無論是「勞工社區化」或「社區工會」，都以社區為本，它們能否扣連起整體工人運動，而不致墮入小團體利益中呢？(儘管是弱勢社 群) ，尤其考慮到「街工」有議員及政府資助(再培訓課程)背景。有學者研究了七十年代美國蓬勃一時的社區運動後發現，由於它們以社區為本、以爭取政府資源為目 標，今天，大都已淪為官僚化、專業的利益團體或服務機構，充滿排他性(尤其對新移民)。這是否又可用來形容香港八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公屋居民運動在今天的寫 照？

不間斷的左翼批判精神及與「社運工會」連結下的「勞工社區化」，或是一條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