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理論沒下過苦功，只懂皮毛，多知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我的左翼百衲袋，其實裝載了甚麽？

知識份子與文化領導權

我仍希望自己是意共領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所說的「知識分子」–雖然歪腳也好。葛蘭西說的「有機知識分子」能黏合不同個體、推動團結、指引方向、製造意義。所以也不一定是讀書人，能發揮這個作用的就是知識分子。「文化領導權」指透過建立順從、共識而非暴力的統治。葛蘭西反對西歐共產黨遵從俄國革命模式，因認為西歐資產階級已成功在民間社會建立文化領導權，使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受到民眾「保護」。在民眾未能認同左翼主張下，左翼並無機會以暴力奪取握有武裝力量的政權。「位置之戰」指左翼在民間社會寸土必爭地滲透、建立根據地。法共理論家亞爾杜塞 (Lousie Althusser, 1918–1990)曾稱這種拓展為對抗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鬥爭(「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學校、教會、民間組織等這些每天有系统地散擴統治階級意識的文化機器) 。葛蘭西認為，透過「位置之戰」，左翼先在民間社會建立起「文化領導權」，再進攻孤立的「暴力國家機器」，才會成功。

工人階級意識：在鬥爭中形成

英國當代左翼社會學家布若威(Michael Burawoy) 引用「文化領導權」概念研究工廠體制中的工人意識(布若威在不同地方的工廠打工)，認為正常狀况中，工人會順從工廠體制的共識，但亦會在工廠體制縫隙中鞏固自己個人或集體利益。我們作為勞工幹事或推勳工運的人，我想大部分對工人的真實世界不感興趣，我們只陶醉於自己對工人的想像。布若威的研究被認為過於靜態，看不到工人抗爭的一面，湯普森補了這個不足。「工人階級意識在鬥爭中形成」是英國新左派歷史學家湯普森 (E.P. Thompson, 1924 – 1993)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興起》的觀點。湯普森認為工人不一定認同左翼的工人階級身份及連帶的政治想像，工人階級意識透過鬥爭催化而成，可在鬥爭過後轉化及消失，並無一種工人覺醒的公式及預設結果。工人階級意識並不會其與其先存在的歷史文化割裂；相反，它們才是工人階級意識出生的搖籃，必帶上其烙印。工運是左翼的基礎–我這樣相信。我們需要在運動中建立「工人的人類學」。我希望如葛蘭西等人所說，透過鬥爭、透過知識份子的介入互動，發展出一套新的工人文化。

社會主義戰略

由工業從資本主義邁向社會主義，法國左翼社會學家高茲(Andre Gorz, 1923-2007) 提出三點，一由工人監察大規模生產；二國家推行社會福利，如基本工資；三推動社區非牟利/互助經濟。高茲等人受匈牙利經濟人類學者傅蘭尼(Karl Polanyi,1886 – 1964) 影響，將經濟活動分為國家的再分配、市場的交換、民間的互助。這個分類投射了傅蘭尼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市場本有其正面功能，但市場透過國家偏袒而過度膨脹，侵蝕民間，所以必須限制市場規模。高茲的社會主義戰略是：當下大規模生產仍有正面作用，滿足了民眾的消費需要，暫時只能加強對它的監管；另方面推動像合作社等非牟利活動，在政策支持下社區遍地開花，讓非牟利經濟活動逐步取代大規模生產在市場中的份額。不過最重要還是透過民眾參與非牟利及公共事務(不單是狹獈的議會選舉)，從而減低人對異化消費的依賴。民眾全職或工餘時間投入非牟利及公共事務，有賴政府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大量削減工時。

結語：這些概念，多年來若隱若現串起我對自己、對勞工工作及對社會的看法，只是從沒作過認真的敲問。現在寫出來，讓自己無所循逃，是時候逐一檢視。

我在一個勞工團體工作，我每日的工作需要接觸大量的工人，組織佢地。但，我感到好困難。大部份民眾唔認同自己是工人，他們會更認同自己是街坊、基層。現時勞工團體爭取的「勞工權益」並非佢地最關心的野，咁點算？雖然佢地唔認同自己是工人，但我認為佢地仍然係工人階級，佢地仍然是受僱的、低薪的、長工時的、受壓迫的勞動者。面對呢種局面，我點樣爭取勞工權益？

而家，全職長工買少見少，工作愈黎愈彈性化，工人愈趨零散，工時又唔穩定。即使「街工」有工會工作，但工會組織工人仍然相當困難；除此之外，「街工」有地區工作，近年我地開始思考在社區組織工人的可能，我地嘗試從工人放工後的生活場景中，去組織工人。

我地組織長者組，爭取全民養老金，關心醫療福利政策；組織新來港婦女，關心綜援檢討、七年期、托兒服務不足；組織家長，爭取課外活動津貼；與及組織工人小組，零散工權益、交通津貼等；呢d都係生活在社區的街坊關心，而又組織到佢地的小組。透過佢地切身而又關心的議題去組織，的而且確可以組織到相當的工人，但，切身以外的權益，我地唔成功，組與組之間的聯繫及支援好薄弱。甚至街坊、工友內部的矛盾，好似果種排外、保守的心態，我地都唔係好處理得到；佢地都係社會的低層人民，都係受住同樣的剝削及壓迫，佢地理應係同一個階級的人，但事實反映出並唔係咁。呢種議題割裂，組織聯繫薄弱，其實反映出議題同議題之間缺乏扣連，甚至缺乏共同目標、願景。

或許今日我地唔算成功，但仍期望有日能建立起一種共同的戰線，共同的目標，將爭取的議題與工人運動拉上緊密的關係。以下是一些不算成功的分享：

例子1：而家申請交通津貼要符合工時36小時呢個限制。而呢個限制是來自4.1.18。而家政府將不足4.1.18的工友排除在勞工法例之外政府帶頭歧視工時少的工人。36小時工時以下都係勞動者，但政府認為佢地唔係。點解工作時間少，或不符合4.1.18就唔當佢係工人？所以，「街工」爭取交通津貼，除左爭取放寬限額外，亦爭取取消工時限制，取消4.1.18限制。工人的階級身份唔應該被工作時間多少而分割。

例子2：我地會爭取照顧者津貼。好多家庭，特別請唔起家庭傭工的基層家庭，婦女好多時都要在家照顧小孩及老人。如果婦女出街搵野做，又會俾政府及社會譴責佢地疏忽照顧。正因為基層工人，佢地工資好低，低都根本唔足以養活家人，間接令基層家庭的婦女陷入兩難的局面。女性協助處理家務其實作出左好大的貢獻，在家工作都係一種勞動，應被肯定。如果呢個方向正確，我地就係要爭取照顧者津貼，將「工作」的定義拉闊，肯定家務勞動的價值。

例子3：全民退休金，某個意義上佢係福利政策。但其實，全民退保更應該是一種勞工政策。以前工業化過程，工人對本地經濟作出巨大貢獻。今日，佢地有好多人因為年紀大左，賺到的錢又下降左，甚至連零散工作都無得佢地做。香港過去的繁榮佢地有份創造的。今日政府一腳踢開佢地，忘記左佢地所作的貢獻。爭取全民養老金，其實就係爭取緊對工人參與勞動的肯定，亦係爭取勞動者的尊嚴，包括工人退休後的生活尊嚴。

以上的例子，不單只是福利問題，而且係一個工人階級所面對緊的問題。我地將各種各樣的爭取工作，利用「工人」的身份作為串連，將爭取同工人運動結連，重新定義工人的身份，及豐富我地對「工人階級」的想像，從各種爭取中重新建立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我覺得呢個將會係一種出路。

中共贏了也輸了

但形勢又是否有利於民運鬥爭的升級呢？有的，因為本地官商陣營出現了裂痕。

眾所周知，遠在中英談判之前，中共已經陽謀培植一個資本家大黨來做其治港代理人，自己在幕後操控[1]。30年後的今天，中共已經逐漸操控特區政府及選舉，但這主要不是因為它上述陽謀成功，而是靠兩辦（中聯辦與港澳辦）直接介入。這次特首選舉釀成建制派分裂，就足以說明中共要扶植資本家一黨獨大的企圖完全失敗。中共不知道，香港大資本家一向只知庇蔭於權貴（以前是殖民地政府，後來是中共），從來沒有政治能力組成統一而聽話的資產階級大黨，以致30年了，仍然山頭林立，誰也不服誰，助長了反對派的聲音。這是中共越來越需要明目張膽干涉香港政局的原因之一（另一個更早的原因是六四）。但這種直接干涉，既有促進建制派暫時團結的一面，但也不無促進分裂一面。中共的官僚政治，必然造成黑箱政治、派系政治[2]、特務政治、劣勝優敗（有獨立思考者被淘汰，奴才走狗上位）等等結果，而這些都是分裂因素而不是團結因素，因為沒有人相信勝利者是公平競爭的結果。於是內訌與傾軋繼之。在大陸，掌握了國家機器的那一派永遠可以一手遮天，誰不服就壓服；但是在有新聞自由與競選自由的香港，就難多了。這是今次特首選舉造成建制派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今後，資產階級越是不濟，中共越有需要強力干涉香港（所以才炮製出所謂兩個治港班子論），但這樣也把自己那種官僚政治與派系政治更全面引進香港（以前比較少牽涉香港），一不小心，就造成大資產階級各山頭之間的分裂內訌。所以，梁狼政府的確比較過去董曾弱勢，但理由不只是民調多低，還有上述深層原因。從人民角度看，他們內訌那只是分贓不均而已，基本上誰也不值得支持。何況，一旦面對普羅大眾的反抗，他們各派一定合力反撲。唐英年如果反對梁振英出動防暴隊，只是因為他覺得靠胡椒噴霧就行。但是，上層集團內訌分裂，也說不定能為民運製造反攻機會。這才重要。

將來某個時刻，一方面中共的幾個部門派系內鬥加劇，另一方面香港上流官商各個山頭也互不相讓，豺狼特首又估錯形勢，結果湊合出一場政治危機，激起巨大的群眾運動 — 這並非不可能。關鍵是在這個時刻，有沒有民主派敢於把運動進行到底，使其潛力全部發揮出來，而不是去做救火隊。

運動要升級，目標要釐清

此外，我們也需要檢討民運的目前要求，釐清奮鬥目標。差不多三十年來，泛民有一半時間不敢提出普選，另一半時間提出來了，卻又提得軟弱 — 他們只敢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提出雙普選，卻沒有告訴港人，基本法能夠容許的行政長官普選，是普羅大眾沒有提名權的普選，因為提名權始終掌握在由中共操控的所謂提名委員會手裡。這種普選，有名無實。而梁振英的政治任務，就是在未來五年收拾港人，成功之後，才進行有名無實的普選以欺矇世人。這樣的假普選，其實只是合理化鳥籠選舉，對主流泛民可能有好處（他們一定能夠入閘參選），對普羅大眾有害無利。主流泛民把目光放在「降低門檻」，實際是轉移視線。所以，香港民主運動應該鮮明提出：

實行真普選，提名權人人得享！

做到這點需要修改或重訂基本法。但是民主運動一直很少討論基本法的重大缺陷，更遑論對策。這是因為主流泛民不僅盲目接受基本法實際剝奪港人提名權，而且因為他們完全接受基本法的約束。但真正的民主派不應該這樣。根據民主原則，主權在民不在任何一黨，而政府的統治必須得到全體人民在選舉中正式授權，其統治才算合法。但香港人根本沒有投過票表示接受基本法，所以是非法的，香港人有權不受其約束
– 我們應該要統治者接受基本法所規定的、適用於他們的法律約束，但是人民卻有權不受約束，因為人民是主人，政府只是公僕。但這個議題民運朋友討論得很少，所以應該趕快就這個議題展開深入討論。

普羅大眾提高了民主意識

港大發起的民間選舉，竟有22萬市民投票，當中五成五投白票，這顯示普通市民進一步政治化而且民主意識在加強。所謂香港人必然政治冷感，這種說法逐漸過時。這又是一個積極因素。

這種敵我對比決定了，香港民主運動在未來五六年，既有把運動升級的迫切理由，也有把運動升級的群眾基礎。我們應該努力在中期之內，創造出繼六四和七一之後，鑄造另一個民主鬥爭的標誌性日子，為港人和大陸的民主運動提供可貴的政治資源。

雖然時機不是隨便能夠製造出來，但是只要民主派有見識和膽量，也不是不可以促進時機來臨。光是遊行已經不足夠。我們應該提請今年九月參選的泛民議員接受這樣的方案：只要梁狼政府提出反動的政策（包括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安排），當選的泛民議員就發起抗稅運動，一個接一個拒不交稅，直至入獄，迫使政府舉行議席補選，得勝後再接再厲，如此循環不息；同時又進行街頭鬥爭，直至制止政府出手為止。這不算激烈，但是能夠鼓動起民主鬥爭。

其次，為了喚起普羅大眾的民主熱情，我們必須把真普選的要求，同爭取社會經濟平等和打倒財閥霸權的要求聯繫起來，向他們證明，民主不只是上流中產的價值觀，而是直接同飯碗有關。在這次特首選舉，左翼21的聲明和30個團體的立場書都反映了這種呼聲；雖然要發展成一個運動尚有很多步，但目前多少前進了一步。

豺狼當道，危中亦有機

民運的隱憂卻是，群眾有進步，但主流泛民卻持續退步。民主黨2010年為了多得幾席，就同中聯辦談出一個妥協的政改方案，就可想而知。這種軟弱，原因之一是主流泛民頭領大都只顧算計個人利害。這也是為何泛民一樣山頭林立，23席立法會席位，卻分成7個黨派。大家在綱領上沒有根本分別，都同樣擁護資本主義，都支持代議民主，但二十幾年了，照樣四分五裂。試問這樣的民主派，如何能敵以黑社會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機器？如何在關鍵時刻帶領民眾一鼓作氣，爭取勝利？

說到底，主流泛民所代表的，不是普羅大眾的利益，而是上層中產；所以他們崇尚所謂自由市場和個人競爭。既然如此，他們把個人利益凌駕於運動之上，著力打造的是自己的政治明星地位而不是運動本身，不過是忠實於自己的哲學而已。所以，指望他們能夠忠實於普羅大眾的根本利益，是不實際的。但是，普羅大眾的民主派，目前又沒有出現的徵兆。從這個方面來說，是重大不利因素。好在幾年來，至少民運中已經出現了不滿主流泛民的聲音。這些聲音，如果能夠以清晰的綱領，正確的形勢分析和鬥爭策略來武裝思想，是有可能凝聚成民運左翼，並不斷向主流泛民施壓，以期在關鍵時刻把運動力量全部釋放出來，締造又一個標誌性日子。這是目前民運左翼有可能做到的。

2012年3月27日

近日看報，有兩篇文章論及此，一是羅永生的〈百年夢醒恨狼來〉 (明報2012年4月1日)
，徑直分析一直同時靠攏殖民地政權及北京政府(都無所謂)，本身卻不關心政治的香港資產階級，今次的進退為谷。羅永生預視這批資產階級將日趨政治化，並積極尋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

另一篇是蔡子強的〈階級矛盾蓋過政治矛盾？〉   (明報2012年3月29日)，文章提出一個發人心省的思考，近年香港階級矛盾嚴峻，各種民粹主義興起，倒頭來卻讓大打民生牌扮親民的梁振英收割而去。蔡子強的疑問是：為何階級矛盾的成果，不是由左翼收割？蔡子強提出，從八十年代建立，主宰香港民主運動的「民主抗共」意識形態，已無力「獨挽狂瀾」。

左翼或基層運動如何面對梁振英上台的影嚮？對打著民粹/民生訴求，同時又限制民主，政治學上有個名詞，叫「波拿巴主義」(指法國拿破崙三世的統治術，馬克思曾加分析)。

〈百度百科〉對「波拿巴主義」的介紹是：通過軍事政變上臺，打著人民主權旗號的貴族政權，通過限制政治自由來保障社會穩定以實現經濟高速發展。

這將是否梁振英的管治哲學呢？若是，基層運動將面對嚴峻考驗，因「波拿巴主義」將直接與基層運動爭奪市民/工人的領導權。

其實簡化的「資產階級」對抗「無產階級」的戲碼，甚少在現實政治中出現，政治從來是合縱連橫(在這意義是跨階級的)，階級只在「最初」或「最終」出現。許多評論均預計，梁振英上台後，將一定程度/有限程度提出利民舒困措施(如起公屋、扶貧)，博取市民支持，並將功勞歸功民建聯、工聯會，好讓他們接掌地區及立法會權力，確保他日雙普選下，親北京力量可主宰香港大局。

唐英年所代表的殖民地資產階級被擊敗後，部份會向北京歸邊(仍可保有利益，但不再呼風喚雨) ，部份重整再找出自己政治上的代理人，部份可能會與代表中產利益的民主派合作。

政治版圖正重寫，基層運動的生存空間在那裡？基層的政治(合縱連橫) 又在那裡？

3月29日，街工在葵青區公共屋邨張貼反「英」抗暴遊行海報，呼籲巿民參與4月1日抗議中聯辦亂港大遊行，竟遭到房屋署禁止。

葵芳邨：用滅蚊海報遮掩街工的海報

葵涌邨：不但禁貼海報，也禁止派發相關單張

葵盛東邨：撕掉議員辦事處門外海報

街工紮根葵青區多年，過去如何倒董倒曾、要求平反六四，從未遇過房屋署打壓言論自由。3月29、30日，聯區同工分別前往葵芳邨、葵涌邨以及葵盛東邨房屋署抗議，要求交代事件。

房屋署代表指他們是跟從指引做事，地區資訊可以講文娛康樂、民生福利，但一旦牽涉政治議題或個別人物，則要呈交上頭審批，如獲批准，才可張貼相關海報。

請願期間，街坊劉先生說：「居民選議員，不單純看他是否關注民生議題，也留意他的政治主張，現在房屋署進行政治審查，限制海報內容，變相剝奪居民的知情權，所得資訊將會減少。」

同日，街工再前往地區房屋署的「上頭」──何文田房委會總部，要求公開新指引內容以及取消政治審查，同工們靜坐了逾四小時，期間房委會派出代表回應，指他們收到「上頭」指示，要跟從新指引辦事，然而，他們一直不肯透露房委會的「上頭」又是誰。

梁振英剛當選，房屋署就跟著主子「變臉」，進行政治審查，限制地區團體張貼政治敏感的海報。在電視上笑臉迎人的梁振英，背地裡竟大搞小動作，想將社區非政治化，難怪被指是共產黨地下黨員。

筆按：《In Time》，港譯《潛逃時空》，拍攝於2011年。故事背境設定為未來世界，科學家成功將人類基因改變，人類當踏進25歲時便會停止老化，永遠停留在25歲的年紀、體力、身體機能等。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社會關係、商品交易、經濟活動，都化約為「時間」。每個人身上都有倒數，要延續生命，就必需要賺取時間以換取繼續生存的權利。

故事由始至終都在環繞一個問題：「時間如何分配？」

這影片中段就已經交待了整套片子的中心思想。片中的神秘人Henry Hamilton擁有一個世紀以上的生命時間，卻厭世不想生存。Henry對主角Will道出：「這個世界其實資源充足，絕對能夠養活世界上所有的人。為何窮人注定要死亡，而富人就注定可以生存？」Henry厭世不想生存，遂將一個世紀以上的生命時間全數送給Will，希望他可以好好善用「時間」。

故事概覽：

整個故事圍繞幾個人，而這幾個人又代表著不同的性格。主角Will代表著底層抗爭者(帶有少少英雄形象)；女主角Sylvia代表著良心中產階級；時間管理者Raymond代表著現有制度的捍衛者；時間偷竊集團首領代表著不影響現有制度下的食利者；女主角父親Philippe就代表著現有制度的贏家──大資本家。

故事當Will承接了Henry所有的生命時間後，Will隨即被時間偷竊集團盯上，及Raymond追捕。因Raymond懷疑Will劫殺Henry，其實心底裡認為Will不應該擁有那些「時間」。擁有巨額時間後的Will立即利用1年的時間，由貧民區前往上流社會世界。由於Will的行為模式與上流社會格格不入，遂令人懷疑他。Raymond亦偵測到時間的不正常交易，遂鎖定目標拘捕。然而，女主角卻在相處過程對Will漸生好感，但卻又懷疑Will的身世。此時當Will被捕，他為求自保，遂脅持富家女Sylvia。兩人朝夕相對，Will慢慢向Sylvia道明自己身世，及對世界的看法；而Sylvia亦開始認識到底層人民的生活，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落差。

故事轉捩點在當Sylvia還是人質時致電父親，要求交贖金讓她回家。但翌日卻發現父親並無將贖金交出，她遂發現在父親眼中，原來時間比自己生命更緊要。她亦因此與Will結盟，做雌雄大盜。

後記：

故事開初交待了窮人在該世界中的生存方式。窮人的生存目的就只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存時間。他們需要不斷不斷的工作賺取時間，就為了繳交房租、食物等開支，剩下的時間已沒剩幾多。主角Will的母親過了第三個25歲，由她負責繳交房租，需要繳付2個月的時間。本應約好了在車站等，慶祝母親生日，怎料母親遲遲未出現。其實母親正打算前往車站赴約，怎料巴士突然加價，從1小時加至2小時。但母親剩下的時間只有1.5小時，車上並無人願意幫她，車長只好寄語她：「你最好跑快一點！」不過，此站與Will等候的車站，路程至少2小時以上。結果，母親就因為生命時間用盡，死在Will的懷中。與上流社會生活的人形成強烈對比，該區人們不用擔心生命時間會用盡，反而在思考如何使用時間，如何創造更多時間。

筆者認為故事正批判現時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痛恨富人對窮人構成的剝削。但導演更為著墨的地方在於描繪捍衛現有制度的時間管理者。從頭到尾，Raymond都不是要將Will拘補及定罪，Raymond已向Will表明自己的工作及目的，在於不能讓制度崩潰。Raymond的對白中最重要的一句「不能讓100萬年時間離開這區」。因為當時間溜出，其他人分享了時間，再無需要為生存而被剝削，整個既有經濟制度就會崩塌。而事實上，Raymond或某些國際性機構都扮演著類似角色，容許或默許改朝換代，但要極力捍衛現行制度，繼續維護既得利益集團。

不過，此片卻完全忽略了民眾的覺醒，及鬥爭意識。或許導演不是想講這些故事。要推翻這個不公義的經濟制度，單靠Will及Sylvia的個人行為、意志，在片中可以，在現實中絕對不能。正如片中Raymond並非要拿她們的命，只是要極力阻止他們的計劃。但現實中，警方甚至軍隊，絕對會為了既有的權力結構，而犧牲平民的生命。中東如是、歐洲如是、中國如是。再者，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單靠兩個人的意志就能撼動整個體制結構。沒有群眾的組織起來，沒有集體的行動起來，根本談不上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

雖然此片與現實想像有大的落差，不過，此片卻十分值得推介，因為它能夠令人與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狀況扣連。

2012年3月16日

謝健仔

二零一二年的檢討中，房委會將給予低入收家庭的緩衝完全收回。房委會今年遞交給立法會的文件指去年的備用金提升屬「一次性措施」。但觀乎去年所有房委會的文件，均沒有表示該次提升屬一次性措施。房委會出爾反爾，將備用金加完又減，說穿了就是為了掩蓋三年不能上樓的承諾，用行政方法去減低公屋申請人數，從而讓三年不能上樓的矛盾淡化。

公屋政策從來都是一個政治問題，就是那些人應該擁有政府的住屋權，那些人應該要在自由市場上爭逐住屋權。二千年時，全港市民當中有四成人可以進入公屋體系。二零一二年今天，全港市民中只有不足三成人可以進入公屋體系。房屋不是抄賣的商品，而是用以滿足人的住屋需要。只有公營房屋才能保証人的住屋需要，從而去發展自己的人生。

健仔

街坊的一部老衣車：左下角的文字是她親自書寫的小故事。

街坊的一部老衣車：左下角的文字是她親自書寫的小故事。

每次和被迫遷戶的街坊開會，總是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從一開始擔心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到害怕自己提出的方向不被接納，說話總是會被打斷，甚至會和街坊開火……但總算是一路走過來了。

開會的次數多了，說話技巧變得純熟，和街坊的感情也有點像戰友了，但每週一次(甚至更多)的聚會總仍然是一項挑戰。對整個組織的要求，由希望街坊能主動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變成一個要求改變房屋政策的居民運動小組，在沒有什麼別的指引下，只能慢慢求索。

久違了的居民運動，如果能夠改變香港人對家的想像，不再以割裂、退守私人空間的單位為人生追求目標，連結既有社區，就像小組的街坊般，都能夠說出屬於整個社區的小故事，那該多好。基層民主運動能開花結果，比什麼一人一票都更重要。

15/2/2012  健仔

按：此書可跟《我在底層的生活》(芭芭拉．艾倫瑞克著)一併閱讀以作比較。此書作者──芙蘿倫絲‧歐貝納──為一位法國女記者，她並非要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面，而是要帶大家走入資本主義危機當中，察看危機中的底層人民如何渡過危機。跟《我》書作者一樣，歐貝納放下自己的身份、學歷、社會地位，化身一個法國底層階級，誠實地反映底層人民如何在危機中掙扎求存。

作者放棄固有的身份地位學歷後，跟大多數法國底層一樣──失業。現在的法國，令法國人引以自豪的事就是擁有一份「工作」，因為法國底層如今沒有人能找到工作，只能找到「工時」。故事發生在法國康城(Caen)，作者起初以為自己能放下身段就能夠搵到食，經驗令她知道即使放下身段，也不會有工作，因為康城根本沒有任何工作。即使有不少人願意放棄勞工保障，降低最低工資水平，甚至不拿最低工資也好，仍然沒有工時可以提供。

因為工作極少，偶然找到的「工時」也要好好珍惜。作為一個底層員工，就算面對老闆的「不合理」「不公平」對待，也只能安然接受。因為「要是不這麼做，你就會死，再也不存在。這是和老闆的交換條件。」法國的以往有很強的工會運動，保障工人的福祉。不過，作者表示如今的法國，正如康城般，工會再難以保障一般工人。工作開始變得零散化，傳統工會排斥零散工友；因為零散化，老闆開始傾向不聘請參與過工業行動的求職者。罷工遊行，以往的法國人都會踴躍參加，因為爭取自身的福祉。但今天，法國人，特別康城的底層人民，他們不像以往般踴躍，因為他們都擔心被列入黑名單，連僅有的工時都找不到而捱餓。

康城的工會並不歡迎零散工、失業者，尤其是女性。作者的一位朋友維多莉亞就組織了一個「無保障團體工會」，組織工作不固定的勞工，如大賣場員工、派遣人力、清潔女工等。不過當康城有罷工遊行時，「有些人會覺得走在超市收銀員或拿著掃把的女人旁邊很丟臉。這是他們(指行業工會)的罷工、他們的遊行、他們的工會。」對無保障團體工會而言，另一難題是編寫傳單，男人們會認為她們水準不夠，缺乏「鬥爭意識」；而協助她們的又只會將自己想寫的東西寫在傳單上，根本忽略了她們及無保障團體的真實處境，即使大家同是工人階級一份子，她們並未體驗到所謂的「階級鬥爭」。

近幾次金融危機，都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不過，每次危機都由基層人民來為資本家買單。七十年代，資本家向工人福利開刀；八十年代，資本家將本國產業的生產線外移至第三世界；九十年代至今，資本家進一步削減工人福利，將工作變得零散、細碎，去標準化。康城情況跟香港相似，甚至比香港更嚴重。以清潔工人為例，聘請清潔工人不是需要清潔服務的公司、企業直接聘用，而是透過一種仲介公司去聘請。換言之，清潔工的僱主是仲介公司，而不是服務對象。即使工作地方出現工傷，也無從追索。基層人民只能完全依賴仲介公司的轉介，因為所有企業都不會直接聘用員工以節省成本。

黃金年代過後，西歐國家的工人福利不斷被進攻。不論左翼或右翼政府，都不得不向工人開刀。一次又一次的福利削減，令工人開始變得不相信政黨、議員，甚至開始去政治化。因為即使工人們出來投票，政黨也未能捍衛得到工人的福利水平，工人感覺被出賣，慢慢對政黨失去信心。本地情況也有類似現象，政黨未能代表工人利益，僅餘的福利快將失去，本地民眾更不相信政黨政治。

雖然《我》書與《資》書相隔十年出版，但全球勞動者的生活處境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不只美國、法國、香港，全球的勞動者都面對著相似的生活經驗。我們都知道只有透過工人組織起來，共同對抗不公義的經濟制度，但路途遙遠而漫長。但最少我們在今天，要強烈要求資本家們要為本國負上道德職責(moral obligation)，保障本地工人的飯碗及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