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記者化身底層階級180天》讀書筆記

《資深記者化身底層階級180天》讀書筆記

15/2/2012  健仔

按:此書可跟《我在底層的生活》(芭芭拉.艾倫瑞克著)一併閱讀以作比較。此書作者──芙蘿倫絲‧歐貝納──為一位法國女記者,她並非要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面,而是要帶大家走入資本主義危機當中,察看危機中的底層人民如何渡過危機。跟《我》書作者一樣,歐貝納放下自己的身份、學歷、社會地位,化身一個法國底層階級,誠實地反映底層人民如何在危機中掙扎求存。

作者放棄固有的身份地位學歷後,跟大多數法國底層一樣──失業。現在的法國,令法國人引以自豪的事就是擁有一份「工作」,因為法國底層如今沒有人能找到工作,只能找到「工時」。故事發生在法國康城(Caen),作者起初以為自己能放下身段就能夠搵到食,經驗令她知道即使放下身段,也不會有工作,因為康城根本沒有任何工作。即使有不少人願意放棄勞工保障,降低最低工資水平,甚至不拿最低工資也好,仍然沒有工時可以提供。

因為工作極少,偶然找到的「工時」也要好好珍惜。作為一個底層員工,就算面對老闆的「不合理」「不公平」對待,也只能安然接受。因為「要是不這麼做,你就會死,再也不存在。這是和老闆的交換條件。」法國的以往有很強的工會運動,保障工人的福祉。不過,作者表示如今的法國,正如康城般,工會再難以保障一般工人。工作開始變得零散化,傳統工會排斥零散工友;因為零散化,老闆開始傾向不聘請參與過工業行動的求職者。罷工遊行,以往的法國人都會踴躍參加,因為爭取自身的福祉。但今天,法國人,特別康城的底層人民,他們不像以往般踴躍,因為他們都擔心被列入黑名單,連僅有的工時都找不到而捱餓。

康城的工會並不歡迎零散工、失業者,尤其是女性。作者的一位朋友維多莉亞就組織了一個「無保障團體工會」,組織工作不固定的勞工,如大賣場員工、派遣人力、清潔女工等。不過當康城有罷工遊行時,「有些人會覺得走在超市收銀員或拿著掃把的女人旁邊很丟臉。這是他們(指行業工會)的罷工、他們的遊行、他們的工會。」對無保障團體工會而言,另一難題是編寫傳單,男人們會認為她們水準不夠,缺乏「鬥爭意識」;而協助她們的又只會將自己想寫的東西寫在傳單上,根本忽略了她們及無保障團體的真實處境,即使大家同是工人階級一份子,她們並未體驗到所謂的「階級鬥爭」。

近幾次金融危機,都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不過,每次危機都由基層人民來為資本家買單。七十年代,資本家向工人福利開刀;八十年代,資本家將本國產業的生產線外移至第三世界;九十年代至今,資本家進一步削減工人福利,將工作變得零散、細碎,去標準化。康城情況跟香港相似,甚至比香港更嚴重。以清潔工人為例,聘請清潔工人不是需要清潔服務的公司、企業直接聘用,而是透過一種仲介公司去聘請。換言之,清潔工的僱主是仲介公司,而不是服務對象。即使工作地方出現工傷,也無從追索。基層人民只能完全依賴仲介公司的轉介,因為所有企業都不會直接聘用員工以節省成本。

黃金年代過後,西歐國家的工人福利不斷被進攻。不論左翼或右翼政府,都不得不向工人開刀。一次又一次的福利削減,令工人開始變得不相信政黨、議員,甚至開始去政治化。因為即使工人們出來投票,政黨也未能捍衛得到工人的福利水平,工人感覺被出賣,慢慢對政黨失去信心。本地情況也有類似現象,政黨未能代表工人利益,僅餘的福利快將失去,本地民眾更不相信政黨政治。

雖然《我》書與《資》書相隔十年出版,但全球勞動者的生活處境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不只美國、法國、香港,全球的勞動者都面對著相似的生活經驗。我們都知道只有透過工人組織起來,共同對抗不公義的經濟制度,但路途遙遠而漫長。但最少我們在今天,要強烈要求資本家們要為本國負上道德職責(moral obligation),保障本地工人的飯碗及生計。

[書寫戰友]勞工運動的塵埃

勞工運動的塵埃

-阿嘉花

芝,身高一米六左右,瘦削、短髮,一個走出來沒有「勢」的勞工幹事。

這一天,她如常從美孚搭乘地下鐵到大窩口站,過一條天橋,沿經大窩口邨,再乘一部電梯上山,到達她的葵涌邨街工辦事處,就在曉葵樓地下。

她每天六點左右就醒過來,約七點多下床,回到辦事處大概八時半,到了九時正,就打開大門。

在葵涌邨的日子,超過八百天了,有一點累,卻仍然投入這份工作。

一般路過的街坊,未必了解她在做甚麼,這要從八百多天前說起。

讓運動成為工友的生活議程

2009年9月,她透過學院實習,來到葵涌邨街工,那時候她就幾個社會議題做居民調查,然後選擇交津作為實習主題,開展了一個月的初期工作──撈工友。

雖然不熟悉勞工法例,她卻膽粗粗以「勞工諮詢站」落區,搜集工友的需要、疑難,然後一一整理、想辦法跟進。

除了每周落區五次,有時早上七至九、有時下午六至八以外,還在晚上洗樓,每周三次,拿著板子和紙筆,逐家逐戶敲門,傾交通費貴,大家工友點睇、不如坐低一齊傾。

交津,現時名叫「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那個時候,叫做「交通費支援計劃」(別名:跨區交通津貼),只有四個偏遠地區的巿民可以申請。

阿芝的工作,就是組織葵涌邨的工友,一起爭取交津放寬到十八區都可以申請,以補助低收入工友。

在十月份開組前,她的居民名單達到400人,然後第一次開組,有二十多人來。

有從事過社區組織實習的同學,大概都知道以權益性(尤其非危機介入)作為號召的小組,有多難組織,第一次開組有二十多人,絕對令人興奮!

那一晚開組前,筆者和她落大窩口吃雲吞河,一邊飲啤酒,紓緩她的緊張感,那個光景仍然在目。

事隔兩年多,最近一次開組,是2012年1月10日,開組前的心情相當輕鬆,開組後呢?跟以往不一樣了,總是更深刻的感動。

街坊跟以前有甚麼不同?她說現在關注組的核心人數約莫二十人,遷就不同街坊的上班時間,分三節開組,上午、下午、晚上,他們從以往怕爭取、怕做訪問,變成駕輕就熟,隨時有訪問都敢於對著鏡頭說話,街坊也常常出行動,互相有聯繫,開完組仍然聚在一起聊天。

再者,他們不但在這個圈子共同討論立場、出行動,更會代表自己區,從葵涌乘車到油麻地,與其他區的街坊開聯區會議,商討爭取的進展、分工,現在見官的主持已由街坊擔任,還會動員朋友一起出行動。阿芝跟他們的關係,已從組織者與街坊的關係,變得更趨平等,彼此互相傾訴,談家庭、談生活。

這兩年多,交津爭取到放寬至十八區,個別人數的家庭入息得以調升,而阿芝開拓的小組,也從交津組轉化成勞工組,大家不只關心交津,更關注勞工議題,如最低工資一年一檢、公共交通私營化等問題,最近,更將成立社區工會,讓非行業工友在社區裡凝聚起來,把全民退休保障也列入爭取範圍。

阿芝認為,街坊的意識提昇是最重要的,勞工運動很漫長,需要人民在思想上得以改變,哪怕交津只是小議題,但可以作為切入點去組織工友,成立關注組。這八百多天裡,關注組開過28次會議,參與過約80次活動,包括遊行、記招、見官、勞工法例班、居民大會、講座等。關注議題也從爭取交津到最低工資,還有退保、反對醫保以及港鐵有加無減機制等,讓勞工議題的政策倡議工作,成為工友生活議程的一部份。

工友的生活需要

實習的日子,她每天回街工做組織工作,學院功課幾乎一份沒有做,推到最後死線,才馬拉松式拼功課。完成實習後的一個學期,她仍然常常回街工繼續組織工友,直至成為街工的同工,她開始兼任其他工作,包括恆常性工作,如中醫義診、十蚊剪髮,還有區議會活動,搞嘉年華、元宵晚宴、長者下午茶聚、千歲宴,以致選舉工程、日常辦事處當值、處理各類個案等等。

雖然其他工作分散了她專注做組織的時間和空間,但是她覺得,這些始終是街坊的生活需要,或許有些街坊不愛爭取、只愛飲飲食食,但這反映了社區需要,貧困的獨居長者花廿蚊就可在酒樓吃一頓豐富的下午茶,或以低廉的價錢去一日遊,四處逛逛,有個伴兒。

去旅行達到幾車的數量,去遊行呢?如果從人民的眼界出發,交津又是他們的需要嗎?

除了做過問卷調查外,實施交津後,即使手續超級繁複,這大半年仍有逾百名工友來我們辦事處填交津申請表,至今仍有人詢問審批資格、想要申請,這是不是社區需要?藉此組織更多工友加入我們,站在工友的立場看社會問題、並肩改變社會,這又是不是運動的需要?

工友的心底話、工作所受的壓迫、家庭生活的困難,社會上不少人為他們發聲,梁振英貌似關心基層,連唐英年也聲稱要全民就業,但是願意與基層同行,因為相信透過群眾的力量才真正能夠改變社會,所以留在基層社區的最前線、組織工友,這份工作卻沒有很多人想做,她感概同志很少。

運動的生命

阿芝因為體質問題,每晚約莫睡兩至三小時,頂多睡四小時就醒過來,每周的工作時數接近七十小時,星期一至五大多朝九晚八,星期六朝九晚五,周日有時出行動、開記招,就算不用出行動,有時也跟街坊去旅行。組織工作佔了她生命的一大半,她說她的生命如果少了組織工作,不知道還會否繼續下去。

她是個不大想生存下去的人,有點厭世,不想做人、想放棄自己。可是,她不想放棄街坊,這兒的組織工作,成了她的核心價值,為了街坊,為了社區工會仍未上軌道,為了未來街工邁向組黨,為了工友在社會上能夠當家作主,即使她個人走不出黑暗,還是想運動下去。

在勞工運動的編年史上,大概不會有黃詠芝這一號人物,她不會參選,也不是很「激進」的人,更不能一呼百應。她要繼續與基層工友同行,就一直留在這個沒有多少人喜歡久留的前線組織者的位置上。歷史上沒有她也無所謂,她說至少歷史上會有交津、最低工資,將來還會有集體談判權、街工組黨,以及工人當家作主。

活在人吃人的世界 – 看罷《天與地》的二三事

被師奶大肆鞭撻的「人吃人」情節只是噱頭:一班曾經一起夾band的少年,在雪山上被迫吃了家明──一個標誌著理想的角色。失去理想後,眾人在「人吃人」的社會中各走各路。有扮演贖罪者的鼓佬,為著失去的理想拼命奮鬥;有扮演遺忘者的Ronnie,退守到私人的心靈,組織一個不被侵擾的家;還有拚命與過去決裂,不擇手段為求吞噬他人而成全自己的Angus。人在理想與現實的決擇,就是劇的主題,其他素材,諸如影射Beyond、六四隱喻等,都只為編劇提供靈感、引起觀眾共鳴而已。

街工的同事們對劇集的發展很有意見,前一陣子,大家都在競猜誰是街工的鼓佬和泉叔。大抵大家都在社運圈打滾過一段日子,對於追逐理想有著不可動搖的固執,因此對於劇中鼓佬變節的行為不以為然──一個半生支持工運參與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怎會那麼容易就為權力所誘惑?要走進議會走進建制就必然要妥協了嗎?當聽到阿英哼「年少無知」的歌詞往往只懂得唱「當生命是必需妥協」,是否潛意識地反映了對理想失落的反抗?

應該為鼓佬的「變節」而感到憤怒嗎?還是應該慶幸,至少在此時此刻,我還不需要為著生活的種種壓迫而作出一些身不由己的決擇?純粹地拋下一句「如果命運能選擇」,這太看輕了選擇的重量。鼓佬根本不是屬於工運圈的,如果沒有吃掉家明的話,他會繼續唸會計成為會計師,和Gina組織一個正常的家庭,泉叔也不會因鼓佬的事而心死──這件事,泉叔一早便知。不單是鼓佬,還有千千萬萬循自身生活軌跡而要被迫「吃人」的人,要選擇一條原本不屬於他/她們的路,被迫放棄理想,難道又應該予以譴責?

一個善良的人之所以不作惡,並不一定是他有很好的道德情操,可能是他還沒有去到一個考驗他道德判斷的境地罷了。納粹大屠殺之所以會發生,並不只是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也不單單是德國的社會環境或文化所導致。真正使人震慄而心寒的,是好人作起惡來的狠勁,也就是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言的平凡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種族屠殺往往反映潛藏人心的魔性:在集體的掩護下,個體往往視己為齒輪,拋棄個人的道德思考,僅僅把眼前的屠殺視為必須要做的「工作」,「都係打份工啫」──這不是人放棄自身責任的最好藉口嗎?

無法簡單地把失落轉化成力量,是因為知道我們生活的安穩,是建築在欺騙他人、欺騙自己的浮沙之上。如果有一天,我們就如鼓佬、Angus、Ronnie肯面對自己的過去,直視人性中的陰暗,是否會赫然發現,維繫著世界的虛幻?當失去對人性和制度的信心,你會選擇成為不擇手段的Angus,還是退守內心自由的Ronnie?是否還有別些可能?

被迫遷戶與E.P. Thompson筆下十九世紀的工人階級 [亞蘇]

前言

 
昨晚組織幹事交流手頭上的政策爭取與組織工作,負責被迫遷戶工作的Billy及龍五介紹了他們的情況。聽罷,覺得被迫遷戶小組頗類E.P.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興起》中提到的十九世紀工人階級。
 
說文解字
 
「迫遷戶」,官府稱為「寬敞戶」,所謂「寬敞戶」是指有親人離世或遷走,令平均居住面積超過房署標準,被勒令調遷更細單位,否則會被終止租約的公屋住戶。「被迫遷戶」小組的集體經驗是,當年政府起鹹水樓,導致危樓,公屋需拆卸,因而被迫遷往其它屋邨,而政府急於清拆,安排災民搬往大一級單位。當年居民入伙新居時,多得到區長保証不會因此被迫再搬,放手裝修單位。現在房署食言要他們再調遷,蒙上「寬敞戶」污名。
 
E.P. Thompson是英國左翼歷史學家,當時一些英國左翼覺得人家月亮特別圓,認為本國工人從不爭氣。故E.P. Thompson寫《英國工人階級的興起》反駁,指英國工人階級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憲章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並追溯工業革命以來英國工人變化,以詳盡資料(如日記、當時的報章、民間歌謠等力証當時的工匠,學識廣博(天文、地理、科學,周遊各地(有時是工作需要,閒來喜歡閱報(當時報章並不便宜、投稿、參加沙龍,有些還能以拉丁文寫詩。他們關心政治,是各類社會行動的潛在成員。
 
道德經濟
 
E.P. Thompson說,當時工人以至平民,時不時抗爭。這些抗爭雖與利益有關,往往包括道德因素,E.P. Thompson稱之為道德經濟。譬如奸商抬高麵包價格,平民就搶麵包,但不是搶到盡,有時會放下合理價錢。叛民受鄉里支持,故地方政府多隻眼開隻眼閉。這跟「被迫遷戶」又有甚麼關係呢?                 
 
會上有人以「被迫遷戶小組」與「新來港婦女小組」比較,指盡管兩個小組都有戰鬥力,但「新來港婦女小組」缺乏前者的自信與能力。「新來港婦女小組」核心成員多來自低收入家庭,而「被迫遷戶小組」核心成員雖來自基層,多是自由職業者,如裝修師傳、的士司機、電腦程式員等,部份更有大專學歷,不少未婚,他/她們對繁複的房屋政策及數字瞭如指掌,能自己排劇、出傳單、出小冊子,甚至籌款,只需組織幹事從旁協助。對他/她們而言,搬往另一個單位並非一定無法接受(不是生死攸關的事)卻是對保護家庭及對房署背信棄義的不滿。
 
個案還是個案化?
 
「被迫遷戶」運動是我會近年最接近社會運動的抗爭,有著群眾自發、感情澎湃(道德經濟)的性質;而非習以為常以議員為代表、以組織幹事為核心的形式化事件。為甚麽可以這樣?
 
故然可能與成員擁有上述(我稱之為工匠背景有關,不過我想很重要的是,也與我們同事從一開便堅持求助者必需分析政策、由當事人當家作主有關(當中經過了漫長的循循善誘、爭吵)而非將求助者個案化。
 
個案不等如個案化,「被迫遷戶」來求助時,本來是一個個的個案,現在他們化成了一股有機的力量。個案化則是將民眾不滿化為一個個有待社工或議員「打救」的個案。

實習感想 [葵涌邨實習同學Elise]

作為實習學生,雖然暫時為止在街工只做了短短三星期,但已經體驗到社區工作的力量及所需要的熱誠。這三星期的時間,我有機會與街坊接觸,了解更多葵涌邨的生活面貌及街坊的訴求,從街工同事及街坊身上學習到很多,真是獲益良多。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參與長者權益組的討論及問卷調查發佈會。因為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與長者開組及籌備記招,讓我體驗到更多。

 

街工的工作不只是街工同事參與的,更重要的是街坊及工友的配合與支持。街坊是整個社區的靈魂所在,他們是最清楚社區的不足及問題的人,所以才可以提供更實在及真實的意見。他們來開組及發表意見,讓我們看到街坊的需要及關心社區發展的熱情,推動我們一起去組織爭取更多的權益! 街坊的支持是我們工作的原動力! 我相信只要我們用心為社區,街坊也會感受到,也會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出來支持我們的! 當中最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及熱誠!

 

我初初也曾擔心街坊冷漠,不參與我們的活動,但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我漸漸放下了這些憂慮。我發現街坊都很熱心,亦會很主動幫忙的。我覺得社區工作是雙向的,服務提供者不是只街工的同事們,街坊在很多時候也協助提供服務呢,例如有老友記擔任義工幫忙寫揮春及量血壓等等。因此,各位街坊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你們都有足夠的力量站出來提出訴求及改變社區的!

 

在這一段時間中,我與老友記接觸的時間較為多。他們都改變了我舊有印象中的長者形象。其實,長者也可以很有抱負及活力的。他們都不計付出、回報及時間,盡心的爭取權益,反對不公義的事情。我還記得《長者新年願望》問卷調查發佈會,舉行的地點在葵芳,但老友記都沒有介意要乘車出去,亦沒有介意當天擔任怎樣的工作,只抱著「出得一分力得一分力」的心到場支持,為廣大的老友記發聲! 我覺得這樣的心態是十分值得欣賞的,亦是我們年輕一輩需要學習的!

 

透過與老友記的接觸,更令我對於現行的長者福利政策感到失望! 長者對於社會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然而他們在退休後卻沒有生活的保障! 我們每一個人也有年老的一天,如果我們現在不為長者福利作出爭取,現在長者的生活可能就是我們未來的寫照。你願意過一個沒有保障的退休生活嗎?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願意,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站起來共同為長者爭取福祉,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希望在往後的日子,我可以在街工得到更多社區工作的經驗,與街坊及工友接觸更多,為改變社會不公平、不公義的事出一分力!

長者新年願望記招後感 [葵涌邨實習同學欣]

長者願望1

我們透過問卷訪問114位葵涌邨的長者。我們完成二次長者新年願望分享組,第一次討論生果金及長者車費減免優惠等問題,每位長者分享自己的生活狀況及通脹壓力怎樣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生果金應免入息及資產審查,這個審查制度引致不少長者無法成功申請生果金。另外,第二次的分享組是探討長者車費減免優惠。

 

在二次的分享組中,我得到很大的體會及反省。以往,我並不知道生果金對長者為什麼有這麼重要的意義,生果金原意是敬老,給老人家的一份小小心意。我亦認為生果金有審查制度並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政府推行的政策大部份也需要市民通過審查制度才能合資格獲得的,這能避免浪費公餉情況出現。但透過這個分享組,我聆聽不同長者的分享,我深深明白長者為什麼生活會出現困苦狀況,此時我發現這個政策的確存在不少問題。很多長者將生果金當作生活的唯一依靠,無論膳食、交通、住屋,還是購買日常用品方面,也是依靠這一千零三十五元。長者勞碌一輩子,所擁有的資產是用一輩子的勞碌來換取的,無奈的是有很多長者卻因為他們的資產而超出審查限額,引致得不到生果金。一千零三十五元對於一個長者來說,到底可否足夠一個月的洗費?有些長者連生果金也不能成功申請,那他們又如何生活呢?

 

現在香港通脹問題愈來愈嚴重,物價愈來愈高,長者根本沒有能力應付持續不斷的通脹壓力,他們需要節衣縮食以減少開支,就算現在步進農曆新年,他們也只會選擇留在家中簡簡單單地渡過,他們害怕出外增加派利是的機會,這些景況正正反映他們微薄的援助金額根本不夠生活所需。加上極大部份長者沒有供過強積金,現時社會也沒有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長者的退休生活沒有保障,晚年亦要擔憂生活的種種問題,不能安享晚年。政府的確需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以保障退休後的市民有安穩的退休生活,定時給予他們一定金額以應付生活所需。政府亦需要鑑於通脹及物價趨勢以增加生果金及綜援金額。

 

我們於一月十九日在葵芳開長者新年願望問卷記者招待會。我們公佈長者新年願望問卷調查結果,長者亦親身講述自己的生活狀況及其新年願望。他們最大的新年願望是身體健康、增加生果金及綜援金額。我認為每位長者也很能幹,長者是一群對社會時事、政策很有觸覺。他們有主見及獨特看法,願意參與及期望用自己的能力去改變這個社會,樂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他們的知識水平及了解程度豐富過我們任何一個年輕一輩,他們亦見證這個社會的轉變,有很多價值觀及思想也值得我去學習及反思。

 

記者招待會及分享組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挑戰,亦是沉重的壓力,自己是第一次嘗試及接觸,即使平日在課堂上曾學習相關的知識及技巧,但有時候也需要我們臨場發揮及應變,我感到自己的能力十分不足,不能適當運用技巧,有很多改善的地方,但我感幸運有這次珍貴的學習機會,亦有豐富的得著。

農曆新年~開工大吉、年年有餘?﹗

農曆新年前,勞工熱線電話響個不停,出現的「解僱」、「不合理補償」字眼尤其為多,內心一陣又一陣的鬱結,電話續一答完,無力感更重﹗每年的大節前,勞工個案特別為多,過往也會出現更多的工潮,然而現今,老闆們不會再大批大批地解僱,而是續一點名收大信封,這種與農曆過年的喜氣洋洋氣氛構成強烈的對比。

門外響起鐘聲,一批穿著藍色的制服的清潔工拍門進來,空洞的眼神正期望我們給予勞工法例的詮釋答案,過往僱主要求他們在勞工假期工作,並沒有再額外給予補償假期;致電僱主查詢時,他們卻說是工友自願在勞工假期工作做替工,能夠賺多一份工資,然而工友並非自願,並且僱主並沒有給予糧單証明,根本連自己有工作天及放假天的數目也弄不清;工友最擔心年初一至三,上工後是否能補回勞工假;雖然僱主承諾農曆年的勞工假是可以補回,及後再補回工友的假期計算表,但僱主明顯地走法津隙,硬說工友是希望賺取多一份替工,僱主便可節省資源少放一天假期。

電話裡頭又再響起,工友被即時解僱,什麼都沒有補償;在大陸上班遣散後的計算;公司經理被解僱,年關將至卻不敢向家人透露,每天只好呆在街頭上等等….

新的一年,勞工的處境是否能如揮春所寫:「開工大吉、年年有餘」呢?﹗

製造與減緩在職貧窮:勞動及福利體制的轉變[歐陽達初]

1. 前言

貧富懸殊及貧窮問題是近年社會最備受注目的一個議題,它集結了很多社會矛盾於一身,包括對「官商勾結」、「地產霸權」等指控,亦反映著社會對政府政策不滿。其中「在職貧窮」可說是眾多的「貧窮問題」裡,最得到大眾支持但又最為爭議性:一方面它的出現打破了香港人引以自傲的「自力更生」精神,但另一方面解決它的方法,亦成為政府、商界、勞工基層界角力的場域。

本文旨在探討在曾蔭權管治的年代(2005年至2011年)在職貧窮的狀況,其與香港勞動及福利體制發展的關係,以及分析政府於減緩在職貧窮問題的兩個主要政策:最低工資與交通津貼,對減少在職貧窮數目及保障在職貧窮家庭收入方面的效果。最後,本文提出政府要認真舒解在職貧窮問題,是可以透過改善勞動體制與福利體制達到的,不過它必須放棄「社會需要必須從屬於經濟需要」的教條,才可達到真正的社會團結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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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開組小記[阿嘉花]

近來接手綜援關注組,與街坊從綜援金額調升說起,調升5.2%之說,實在乏善可陳。以小朋友一把剪刀為例,綜援戶的就學開支津貼裡,只計算半把剪刀的價錢,為甚麼呢?社署的說法是,小朋友在學校裡用剪刀,在家裡也用剪刀,因此就學開支津貼的金額計算上,只計算半把剪刀的價錢。綜援戶的整筆標準金額,基本上就是用這種計到好盡的方式計算出來。因此,計算項目的基數如果保持不變,綜援金加極都好有限,永遠都只係餓唔死而已。

不但餓唔死,如街坊所講,尊嚴沒有了。有理說不清,也沒有說清楚的機會,因為害怕鄰居知道,把心事藏在心底。關注組正是一個平台,有甚麼不敢說的,在這裡說出來吧。

這一天街坊們一起試做保障部主任,假如我們就是制定綜援金額的人,我們又將訂出怎麼樣的綜援金額呢?

一位新移民婦女,平日只吃早晚兩餐,中間吃一個四蚊麵包,省下來的錢,供小朋友學樂器。她制訂綜援金額時,沒比自己領取的金額高很多,只多了一些項目,例如長途電話費。一個內地婦女抵港後,生活上遇到種種窘迫,想要打個電話給內地親友傾訴……這種針對個別群體的特別需要,根本不在社署的施政眼界之內。

另一位街坊所訂下的綜援金額,幾乎跟平日領取的一樣。

窮慣了,即使在另一個情景下可以自由抉擇綜援金額,還是逃不過本來的壓迫,說不出一個理想的、真正滿足到自己生活的金額水平。

我們接著討論在重重壓迫之下,如何解放?政府的施政方針不只在影響受助人的物質生活,更影響人的思維,包括「點先算窮」,唔夠窮就無得攞綜援,還有「咁就足夠喇」,比左咁多錢你喇,仲想點?

透過共同討論和行動,我們重新理解自己的處境、講出自己的意見,期望壓住了的人,可以放番出黎。最後提到大家對社會保障的願景,街坊說想政府還富於民,教育做好一點,小朋友的學習開支調高、讓興趣得以發展,又例如傷殘人士也可以有所作為,不能站著做保安,但坐警衛室的殘疾保安又是否可行呢?政府可否多想辦法,讓殘疾人士也得以就業?

想同社會保障制度講心,但社署只同你計錢,綜援街坊的生活,如何計得清楚?

也回Ivy:誰是家明 [亞蘇]

《天與地》播完。街工同事天天喪唱《天與地》主題曲。

其實大部份同事都無看過此劇,或只過看大結果,卻樂此不疲挖苦誰是街工的鼓佬、黑仔、Ronnie與泉叔。

我覺得《天與地》不一定講六四、也不一定講工運,可能不過講Beyond。家明是家駒, Beyond對家駒死後的掙扎與遺忘…

但講Beyond便不能不觸及那個年代:六四、七一、反權威,還有商業社會…不過,最令人無法輕鬆面對的是:有關理想失落後的無奈與掙扎;惟其如此,才會在不同觀眾心中引起共鳴,不論你搞政治或不搞政治、搞工運或不搞工運…

Ivy鼓勵同事不要像鼓佬與泉叔一樣消沉,到頭來徒嘆「如果命運能選擇…」

但我覺得此劇好睇,正是每個人都不斷拷問自己堅持甚麼、追求甚麼?到頭來是否轉軚?是好人變壞人、壞人變好人已不再重要。

重要是有沒有認真面對自己。沒有這種拷問,即使主角堅持到尾,《天與地》也是平庸的劇集;沒有掙扎,只會是一場平庸的勞工運動…

有同事問:誰是家明?

我覺得家明就在我們心中。

如果街工也有家明,那會是甚麽?一個已不存在,但同時又活在我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集體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