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非發言稿)

左翼理論沒下過苦功，只懂皮毛，多知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我的左翼百衲袋，其實裝載了甚麽？

知識份子與文化領導權

我仍希望自己是意共領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所說的「知識分子」–雖然歪腳也好。葛蘭西說的「有機知識分子」能黏合不同個體、推動團結、指引方向、製造意義。所以也不一定是讀書人，能發揮這個作用的就是知識分子。「文化領導權」指透過建立順從、共識而非暴力的統治。葛蘭西反對西歐共產黨遵從俄國革命模式，因認為西歐資產階級已成功在民間社會建立文化領導權，使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受到民眾「保護」。在民眾未能認同左翼主張下，左翼並無機會以暴力奪取握有武裝力量的政權。「位置之戰」指左翼在民間社會寸土必爭地滲透、建立根據地。法共理論家亞爾杜塞 (Lousie Althusser, 1918–1990)曾稱這種拓展為對抗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鬥爭(「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學校、教會、民間組織等這些每天有系统地散擴統治階級意識的文化機器) 。葛蘭西認為，透過「位置之戰」，左翼先在民間社會建立起「文化領導權」，再進攻孤立的「暴力國家機器」，才會成功。

工人階級意識：在鬥爭中形成

英國當代左翼社會學家布若威(Michael Burawoy) 引用「文化領導權」概念研究工廠體制中的工人意識(布若威在不同地方的工廠打工)，認為正常狀况中，工人會順從工廠體制的共識，但亦會在工廠體制縫隙中鞏固自己個人或集體利益。我們作為勞工幹事或推勳工運的人，我想大部分對工人的真實世界不感興趣，我們只陶醉於自己對工人的想像。布若威的研究被認為過於靜態，看不到工人抗爭的一面，湯普森補了這個不足。「工人階級意識在鬥爭中形成」是英國新左派歷史學家湯普森 (E.P. Thompson, 1924 – 1993)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興起》的觀點。湯普森認為工人不一定認同左翼的工人階級身份及連帶的政治想像，工人階級意識透過鬥爭催化而成，可在鬥爭過後轉化及消失，並無一種工人覺醒的公式及預設結果。工人階級意識並不會其與其先存在的歷史文化割裂；相反，它們才是工人階級意識出生的搖籃，必帶上其烙印。工運是左翼的基礎–我這樣相信。我們需要在運動中建立「工人的人類學」。我希望如葛蘭西等人所說，透過鬥爭、透過知識份子的介入互動，發展出一套新的工人文化。

社會主義戰略

由工業從資本主義邁向社會主義，法國左翼社會學家高茲(Andre Gorz, 1923-2007) 提出三點，一由工人監察大規模生產；二國家推行社會福利，如基本工資；三推動社區非牟利/互助經濟。高茲等人受匈牙利經濟人類學者傅蘭尼(Karl Polanyi,1886 – 1964) 影響，將經濟活動分為國家的再分配、市場的交換、民間的互助。這個分類投射了傅蘭尼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市場本有其正面功能，但市場透過國家偏袒而過度膨脹，侵蝕民間，所以必須限制市場規模。高茲的社會主義戰略是：當下大規模生產仍有正面作用，滿足了民眾的消費需要，暫時只能加強對它的監管；另方面推動像合作社等非牟利活動，在政策支持下社區遍地開花，讓非牟利經濟活動逐步取代大規模生產在市場中的份額。不過最重要還是透過民眾參與非牟利及公共事務(不單是狹獈的議會選舉)，從而減低人對異化消費的依賴。民眾全職或工餘時間投入非牟利及公共事務，有賴政府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大量削減工時。

結語：這些概念，多年來若隱若現串起我對自己、對勞工工作及對社會的看法，只是從沒作過認真的敲問。現在寫出來，讓自己無所循逃，是時候逐一檢視。

(註：「2012立法會選舉–基進的選擇論壇」第二節：「階級」發言稿)

我在一個勞工團體工作，我每日的工作需要接觸大量的工人，組織佢地。但，我感到好困難。大部份民眾唔認同自己是工人，他們會更認同自己是街坊、基層。現時勞工團體爭取的「勞工權益」並非佢地最關心的野，咁點算？雖然佢地唔認同自己是工人，但我認為佢地仍然係工人階級，佢地仍然是受僱的、低薪的、長工時的、受壓迫的勞動者。面對呢種局面，我點樣爭取勞工權益？

而家，全職長工買少見少，工作愈黎愈彈性化，工人愈趨零散，工時又唔穩定。即使「街工」有工會工作，但工會組織工人仍然相當困難；除此之外，「街工」有地區工作，近年我地開始思考在社區組織工人的可能，我地嘗試從工人放工後的生活場景中，去組織工人。

我地組織長者組，爭取全民養老金，關心醫療福利政策；組織新來港婦女，關心綜援檢討、七年期、托兒服務不足；組織家長，爭取課外活動津貼；與及組織工人小組，零散工權益、交通津貼等；呢d都係生活在社區的街坊關心，而又組織到佢地的小組。透過佢地切身而又關心的議題去組織，的而且確可以組織到相當的工人，但，切身以外的權益，我地唔成功，組與組之間的聯繫及支援好薄弱。甚至街坊、工友內部的矛盾，好似果種排外、保守的心態，我地都唔係好處理得到；佢地都係社會的低層人民，都係受住同樣的剝削及壓迫，佢地理應係同一個階級的人，但事實反映出並唔係咁。呢種議題割裂，組織聯繫薄弱，其實反映出議題同議題之間缺乏扣連，甚至缺乏共同目標、願景。

或許今日我地唔算成功，但仍期望有日能建立起一種共同的戰線，共同的目標，將爭取的議題與工人運動拉上緊密的關係。以下是一些不算成功的分享：

例子1：而家申請交通津貼要符合工時36小時呢個限制。而呢個限制是來自4.1.18。而家政府將不足4.1.18的工友排除在勞工法例之外政府帶頭歧視工時少的工人。36小時工時以下都係勞動者，但政府認為佢地唔係。點解工作時間少，或不符合4.1.18就唔當佢係工人？所以，「街工」爭取交通津貼，除左爭取放寬限額外，亦爭取取消工時限制，取消4.1.18限制。工人的階級身份唔應該被工作時間多少而分割。

例子2：我地會爭取照顧者津貼。好多家庭，特別請唔起家庭傭工的基層家庭，婦女好多時都要在家照顧小孩及老人。如果婦女出街搵野做，又會俾政府及社會譴責佢地疏忽照顧。正因為基層工人，佢地工資好低，低都根本唔足以養活家人，間接令基層家庭的婦女陷入兩難的局面。女性協助處理家務其實作出左好大的貢獻，在家工作都係一種勞動，應被肯定。如果呢個方向正確，我地就係要爭取照顧者津貼，將「工作」的定義拉闊，肯定家務勞動的價值。

例子3：全民退休金，某個意義上佢係福利政策。但其實，全民退保更應該是一種勞工政策。以前工業化過程，工人對本地經濟作出巨大貢獻。今日，佢地有好多人因為年紀大左，賺到的錢又下降左，甚至連零散工作都無得佢地做。香港過去的繁榮佢地有份創造的。今日政府一腳踢開佢地，忘記左佢地所作的貢獻。爭取全民養老金，其實就係爭取緊對工人參與勞動的肯定，亦係爭取勞動者的尊嚴，包括工人退休後的生活尊嚴。

以上的例子，不單只是福利問題，而且係一個工人階級所面對緊的問題。我地將各種各樣的爭取工作，利用「工人」的身份作為串連，將爭取同工人運動結連，重新定義工人的身份，及豐富我地對「工人階級」的想像，從各種爭取中重新建立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我覺得呢個將會係一種出路。

人人都擔心梁振英上台後推行23條立法。但民運朋友不可只看檯面上的，而忽略檯面下的。由於特區政府繼承了幾乎所有殖民地政府種種反人權和勞權（例如冷靜期法案）惡法，又由於基本法雖然有些地方保障了人權，但是整個政制和基本原則卻是反民主的，所以即使它不推行23條，只要按本子也可以全面收緊市民的政治權利。除非我們在未來幾年把民主運動升級，把梁的氣焰壓下去，否則前途堪虞。 繼續閱讀 →

一場選舉的鬧劇落幕了。可是，香港的社會不會因此而平靜下來，選舉結果一公佈，民間人權陣線和泛民議員就宣佈4月1日上街。連梁振英最堅實的支持者工聯會的黃國健也擔憂今年的7月1日將有更多的人上街。這是可以預計的。這不是因為民主派和民間團體多了動員的能力和號召力，而是統治階級陣營的分裂，由反梁的傳媒渲染的恐怖氣氛給社會動員帶來了條件。民主派中人需要從悲觀情緒中儘快走出來，積極投入到群眾的組織中去。同時，要將這場反抗運動引向何方，要如何理解唐梁之爭及其根源，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需要認真考察的。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一旦出現偏差，就必然被統治集團所利用。 繼續閱讀 →